淞沪会战时期抗日伤兵医院中的交大女生

2020-09-22

 

193789, 日本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强行冲击上海虹桥军用机场,被中国军队击毙,8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悍然发动战争,驻守上海的第九集团军奋起抵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八一三事变和由此开始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战中两国军队主力的首次决战,中国先后投入的军队达75万,日军参战人数也有20多万,双方激战近三个月,中国军队终因武器装备落后撤离战场,上海陷落。

在抗击日军侵略期间,上海和全国老百姓同仇敌忾,鼎力支持中国军队。据何应钦回忆,在这次激战中中国将士伤亡超过33万人,为了使大量伤员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各界人士纷纷出钱出力成立伤兵医院,使具有红十字会编号的伤兵医院很快就达到了几十所。

这其中有的是由公立或私立医院改编的,有的是由个人或商会捐献成立的,也有的则是用大中学校的校舍临时改造而成的。由于受伤将士数量很大,成立的医院缺少医护人员,于是许多医生、护士甚至普通百姓纷纷志愿去伤兵医院工作,或做义工帮助和照顾伤员。正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接受医护培训的徐曼倩、杨玉如、陈梧英、邓霭烈等交大女生主动请缨,志愿到红十字会第九伤兵医院参加救护伤病员工作。

交大女生在红十字会医院接受医护培训原本是学校教学计划所安排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已成司马昭之心,为了抵抗迫在眉睫的日本侵略,交大加强了对学生的义勇军培训。1935年起,将军训列入了教学计划,为期两个月,规定在大学一年级后的暑期中进行。男生军训的内容主要是队列操练、实弹射击和到兵工厂实习,女生则在同一时期到医院接受医护培训。1937年夏天战争爆发时,1936年入学的交大女生(1940)正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现在的华山医院)接受培训。

刘德启院长(下方有X标记者)和部分志愿者在第九伤兵医院(世界小学)门前

1936年入学的交大女生一共有十位,战争爆发后除个别女生因家在内地退学回老家外,徐曼倩、杨玉如、陈梧英、邓霭烈等其余女生都志愿进入设在世界小学内的红十字会第九伤兵医院,参加救护受伤的抗战将士。照片上的是第九伤兵医院院长刘德启和部分志愿者在世界小学校门前的留影。该照片是徐曼倩女士保存的,当时她和留沪的交大女生正工作在这所伤兵医院中。

伤兵医院和普通医院的不同是条件更加艰苦。受伤将士从战场上下来时,衣衫褴褛肮脏,甚至臂断骨残,血肉模糊,有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气味难闻,然而交大女生不怕脏、不怕累,将满腔的爱国热忱倾注于救治为国受伤的勇士,全部辛苦劳累只为抗日英雄能早日康复,重上前线。陈梧英女士在回忆当年时说,开始时主要是为伤兵更换衣服被褥,喂饭送水等做义工的工作,后来便担起清洗包扎伤口、消毒换药等护士的责任了。谈起医院的条件时,徐曼倩校友说,由于伤兵医院条件简陋,她们无法在医院住宿,劳累一天以后,还必须回家去休息,而那时所谓的家只是作为难民在租界中投亲靠友的栖息之地而已。

女生们在第九伤兵医院的救护工作一直持续到到交大迁入租界,在震旦大学复课才结束。由于交大女生在医院中的工作得到了受伤将士的交口称赞和极高评价,因而当她们返校上课时,受伤将士们纷纷向她们赠送照片作为留念,并在照片背后签上姓名,写上表示感谢的话,或重上前线杀敌报国的誓言。

 

1996年校庆时三位校友重返交大时的合影

 徐曼倩()、陈梧英()和杨玉如()

抗战胜利后徐曼倩、杨玉如等定居上海,邓霭烈侨居巴西,陈梧英辗转内地,并最后定居在昆明。尽管岁月沧桑,又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同窗的情谊和共赴国难的经历使这些1940届的交大女生情同姐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遵循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

交大女生在抗日伤兵医院的感人经历是在民族存亡之秋,中国老百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缩影,也是交大学子对“饮水思源,爱国荣校”校训的实践和阐述,值得永远铭记!

 

来源|2015年第3期《思源》杂志 

作者|徐曼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