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记上海解放前夜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


    1949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国民党反动派密谋策划镇压革命,出动大批军警特务,逮捕了上海17个大专院校师生352人。解放后从查获的敌人档案黑名单中获悉,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被定罪为“共匪嫌疑分子”,都要被“处决”,是党千方百计营救,是我解放军的迅速解放上海,反动当局忙于逃命,来不及下毒手,才使这批师生得救,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后一批获救的。在欢庆建国60周年时,我回忆写出这段斗争史实,表达我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感激,激励我珍重过去,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前进。

    1946年夏,我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一所有着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我党在上海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基地之一,有“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在进步同学的帮助下,我也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如:抗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削减经费停办交大水利、纺织等系科的护校运动;参加集体去南京请愿;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大游行;参加支援南京学生,抗议国民党军警、宪兵、特务开枪打死请愿游行的南京学生的“五·二〇”暴行;参加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五四”营火会及其后开展的反美扶日运动等等。还参加了交大三九社、交大美术社等活动,担任交大工人夜校的教师等工作。在这些工作和斗争中,我得到锻炼,思想觉悟逐步提高。1948年交大地下党组织发展我为党外围秘密组织交大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简称“新青联”)会员。我发挥美术社社长的作用,和社员们一起为各时期学生运动画大幅漫画,写大字标语,贴在校园内和校门口的大墙上,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8年9月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形势发展很快。除了解放军奋勇作战的正面战场取得重大胜利外,在国民党统治区革命群众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1949年4月21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了南京,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不会轻易从上海撤退的,他们必然要对革命者进行血腥镇压,他们也不甘心把上海这个中国的大城市拱手交给共产党,千方百计地想进行破坏。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上海工人组织了护厂队,学生组织了护校队,以防止敌人对工厂和学校进行破坏。

    交大以党员和“新青联”成员为骨干,组织了护校队。1949年4月25日晚18点到24点,我和护校队的同学值班,拿着木棍在校园内巡逻。到24点交给下一队护校的同学,我回到新宿舍睡觉。刚躺下不久,听到校园内的钟声大鸣,还夹杂着枪声,知道情况有变,立即穿好衣服,准备应急。很快,各宿舍的灯全亮了,到走廊一看,已经晚了。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分别包围了各学生宿舍,在门口架起了机枪,想从宿舍里冲出来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我估计自己不一定会被捕,因为我不是地下党员,也一时找不出办法把自己隐藏起来。 这时,拿着黑名单的特务领着反动军警逐个房间搜查,搜查到我的房间,喊着我的名字,已经无法躲避,我被押到停在院内大草坪上的汽车中,特务持枪恶狠狠地问交大地下党员的住处,大家都说不知道。又问一位女同学,她也说不知道。特务一个巴掌把她的眼镜打掉。汽车开到上海建国西路648号达人中学,这是国民党警官子弟学校,解放后是上海市检察院。当时中学已经放假,教室窗户上拉上了刺铁线,变成了临时监狱,每个教室门口都日夜有持枪的军人把守,连上厕所都有士兵押送,生怕学生逃跑。

    事后知道,反动军警以为学生护校手持先进武器,所以不敢从交大正门进校,而是用装甲车在4月26日凌晨1点多钟撞开淮海西路学校后门冲入校园的。当时护校的同学立即奔到校园大钟下使劲鸣钟,叫醒了正在熟睡中的同学。国民党反动派对这次大逮捕是早作了准备的。特务列出了黑名单,对名单中学生的宿舍房间号也早已查清,他们妄想通过这次大逮捕把各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力量全部抓起来,一网打尽。但是有些主要力量早已有准备,有的不在校内住宿;住在校内的,事先已准备好隐蔽的地方和通道,藏在屋顶天花板上或躲进下水道里。敌人这次在交大共抓走56名学生,其中本校学生50人,唐山、同济、复旦学生6人。在50人本校学生中有地下党员7名,“新青联”成员近20名。这次被捕学生的全部名单,很快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公布了,使整个上海市和各地都知道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大肆逮捕学生的真相。社会舆论大哗,积极关心,组织营救,同时也迫使反动当局不敢对被捕学生轻易杀害。

    我们被关在达人中学临时监狱里,负责看守的是西北军警备司令部的官兵,准备将各学校学生混合编组,男女生分开囚室,企图采取分割迫害和污辱女生等手段。大家高呼“一个学校住在一起,男女同学不要分开!”他们看到我们团结一致,只得答应了。我们不仅关心自己的同学,还十分关心上海解放的情况。达人中学对面有一所公寓楼,利用该高层,可以通过手势,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学校和家长送来食物、用品,有时也通些信息。有一天公寓楼的一扇窗户上先后映出“杭州解放”四个大字,大家高兴极了,迅速传告给没有看到的同学。被捕的同学都成为了难友,互相关心、互相照顾,不畏强暴,团结斗争。大家很快学会了应付敌人的方法。敌人组织审讯,进行恫吓,想从被捕的学生嘴里得到机密情况。许多难友只回答一些无关紧要的问话,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使敌人大失所望。

    难友们还低声唱起《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呀好地方》、《我们的队伍来了》等歌曲,鼓舞斗志,迎接明天。大家知道上海即将解放,解放后的建设需要我们这些学生。有些学生就抓紧时间看书,增长知识。看守我们的军警中有一些也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有的是为了糊口才当上兵的,我们就和他们悄悄谈心,唠家常,从中做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和理解。有个小兵说:我知道你们不是坏人,是爱国学生,上级派我们来看押你们,其实我们也是被迫的,上级也看押着我们。

    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鼓舞着我们,我们设想着上海解放后人民当家的欢快情景,我们并不孤单,坐监牢、受审讯算得了什么?我们对明天充满光明和希望。

    忽然一天夜里,我们从梦里被叫醒,“集合!”集合干什么,是不是要对我们下毒手?大家十分警惕,后来,通知大家整理行装上车。原来是解放军进展神速,上海西部达人中学所在的地区很快就要被解放,反动当局要把被押学生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我们上了带篷布的大卡车,有军警持枪押送,不许我们探望外面,也不告诉我们去向哪里,卡车在市区内走了很久才停下来叫我们下车,我们被转移到了苏州河北虹口原上海商学院院内关押( 现为华师大附中)。看押我们的人管得更严,态度更蛮横了。我们难友之间也互相更关心更团结了。我们知道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大家轻轻唱起《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更硬!》,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坚持斗争就是胜利。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在千方百计营救我们。有一批难友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得到保释,最后剩下我们18位被重点审讯的难友了。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直至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胜利。

    5月25日夜里,上海商学院的院子里人声嘈杂,和前些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又有新情况了,一会看到敌人在烧文件。呀,他们自身难保,准备逃跑了。我们十分高兴,也就更加警惕防止敌人下毒手。天刚蒙蒙亮,看守我们的士兵准备逃跑时,暗示我们可以三三两两装作上厕所,可从厕所旁边的后门逃跑。我们马上商量对策,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自顾不暇,无力看管我们;另外就是利用我们外逃时人员分散,对我们下毒手。经过紧急商量决定先出去三个人看看情况,确实可以脱身,后面的难友再有组织地分批脱身,并约定好到校外附近的同学家藏匿起来,不失去联系。这样我们分批到了同学家里,住了一宿。这一宿可高兴了,解放军的枪炮声越来越近,震得窗玻璃格格作响。第二天,5月27日,清早一看,虹口地区也已全部解放,解放军战士军纪严整,他们为了不惊扰市民,深夜和衣露宿在人行道上。欢迎群众热情接待人民子弟兵,“欢迎解放军”的彩纸标语高高贴在墙上、电柱上,我们解放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看看我们的母校怎么样了,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难友怎么样了!我们顾不上回家,先回到学校,一看难友们都安全回到学校了,只有在4月26日大逮捕时藏匿起来,后来单独被特务抓走的史霄雯、穆汉祥两位同学惨遭杀害。我们要为两位烈士报仇,我们要保卫和建设人民的大上海,我们欢呼胜利! 我们继续战斗! 国民党反动派在败走时潜伏下特务,他们进行各种反动宣传,利用银元来破坏人民币,还千方百计破坏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妄想制造停电混乱。我们就积极开展反银元斗争,参加保护上海杨树浦发电厂的战斗,参加......,我们有使不完的劲,为了保卫人民的上海,保卫胜利的果实,我们承担起新的任务,迎着朝霞,奋勇前进。

    1950年夏,我们这届学生毕业了。为了战斗和建设的需要,有些同学参军了、有的参加南下服务队。我和26名同学来到沈阳,参加东北的重点建设项目——抚顺大伙房水库和铁岭清河水库的建设。后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计委、辽宁省建委,一干就是40多年。从辽宁省建设厅副总工程师岗位上离休后,我又被聘为辽宁省老科技工作者联合会建工建材专家组组长、科联规划设计院院长,继续工作多年。如今我已八十岁了,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想起这些往事,犹历历在目,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们这些被判“处决”的人第二次生命,我们永志不忘。

    作者土木工程系1950年毕业生  黄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