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大轶事 李峻量


    1944年秋,我考进了当时内迁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记得当年报考正值酷暑从市内坐公共汽车经浮图关去了郊区的九龙坡,在公路边一片丘陵地里座落大小一些砖木结构的平房。在大考场内,放着一排排的没有油漆的白长条桌,我穿件短袖衫,看试卷时,挥汗不止,但一会手臂下竞排了一排大小臭虫,也许是饿急了,待我发现时,有的已经吸成了个小红球蛋了,一按一片血,弄得只好两面作战!

    那是九龙坡是郊区,没几家商店,公路对面有几家小食店,公路高处可看到河滩里的飞机场,沿公路下达长江边。那时国立大学我们算是公费生,伙食费很少,所以质差量少,主食是抗战时期平价米,掺的沙子比南开还多,难得打几回“牙祭”(吃点肉)。但都在长身体,饭量大,经常闹饭荒。吃得慢的人,有时装第二碗,桶里就没饭了。所以也得讲战术,先盛小半碗,快点吃,再去装一大碗。有时那调皮的学生恶作剧,在饭还多时故意用木桶在桶边上使劲刮,弄得大家一窝蜂去抢饭。有时晚上饿了,也去对面小吃店吃点夜宵,副食少而差。我们同寝室的李龙翥会吊青蛙,弄根线绳,一头吊块小抹布头,一头接在小杆子上,去那蛙鸣的水边,上下晃动,一会儿就有大青蛙一口将抹布头吞下,他只一提一抖就进了备用口袋,会宿舍用油盐一炒,就成了美味的田鸡。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些,但是大家志趣相投,又时值抗战时期,所以精神上还是很活跃愉快的。文体活动不如南开多,但像看了“王大娘补缸”等战时编的小剧,也会不时哼哼“担子一挑响叮当。。。。。。”,也会学着王大娘喊“王保长”,也用地道的四川话学着“王保长”的“那个蒋总裁那个总发财”的互相逗乐。记得校方有次请了马寅初老先生来做演讲,题目好像是什么经济学,可他老讲讲就讲起了时政(大意)“我刚才经过浮图关,下面在开国民党三中全会,一排排的小汽车,一滴汽油一滴血呀!。。。。。。我不会像有的人一样,满口的礼义廉耻,一肚子男盗女娼,自己搞个什么陈小姐,老婆气的到国外去了。。。。。。”越说越有气,气红着脸说“我要是这样的人”,边拍着自己额头,“你们就用枪给我一颗子弹好了”。听说他老以前在小龙坎某大学演讲,国民党派了宪警特务进去,他指着他们说:“你们要抓我,也得让我把话讲完,我要说的是老百姓和你们想说有不敢说的。。。。。。”。另外一次,校方也把当时是国民党CC派的头子陈立夫也请来了,记不清讲啥题目了,外表上看去也像个学着,也有口才,只记得他为蒋政权辩护时,做了一个手势,一个手伸在前面直晃说:“我们一方面要抗战”,又把一个手向后面直晃说“一方面还要防后面有人捣蛋”,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相。其实那时就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冯玉祥将军白天打着灯笼去见蒋介石并说“外面太黑暗了”就是最好的注脚!1946年春我们从水路回到了上海。(我已写过“大江东去”登在98期萍踪上)

    护校运动

    这是回到上海后比较轰动朝野的一次学生自行组织的大行动。自46年我们复员回到上海后,因内战已起,政府的腐败,接受大员们的贪污腐化,美军在上海的横行,已把抗战胜利时全民欢腾心情磨灭怠尽,而弄的民怨沸腾。各大中城市的学生起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也曾被毛泽东誉为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是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这时期政府正决定压缩教育经费,要交大压缩院系,压缩开支,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极大愤慨,以致引发了三千多学生要集体到南京去请愿。47年夏那天一早,学生会弄来了六十多辆大卡车,从学校门口一直排到大草坪的环道上,我那天正上了第一辆车,而且站在面前。正要出发时,说是吴市长来了,不一会儿只见吴国桢带了几个随从过来,他是个矮个子,带副眼镜,进大门就在第一辆车前面一站,说:“你们不用去南京了,朱部长马上到上海来,和你们解决问题。。。。。。”。同学知是缓兵之计,大家一致要他让开,司机不敢开,同学有会开的,上去替下司机,上去一踩油门,汽车发出怒吼,就向前开动。吴一看这架式只得让开,大队卡车满载着交大学生浩浩荡荡向北站开去,车上贴着标语,同学们喊着口号,沿途群众拥在两旁。到了北站,当局如临大敌,把北站旅客都疏散开了,发出告示,说今天全部客车停开。我们一下车,便有同学去装上高音喇叭,向市民宣传我们的护校宗旨,上海有的学校也派人来欢送和支持我们。为了不让军警落下口实,同学们秩序井然地进了三等候车室,并去车站交涉专列事宜,但路局已奉上峰指令,不准交大学生做火车进京,在等待时候,当时的上海特派员蒋经国和警备司令宣铁吾都来了,站在凳子上讲话,软硬兼施,我们没吃这套,因路局也有交大校友,非常同情护校之举,我们就有人去了车库和车辆段,自己挂了一列闷罐车开进了站台,学生会负责人一定要大家保持秩序和稳定,大家排好队进入站台,站台上已有军警布岗,并架着机关枪,待命行动。同学们纷纷上了闷罐车,那时已近黄昏,天色渐渐暗下来。不久列车启动了,但行车是要看信号灯的,当局指示沿线只开红灯。为了安全起见,就选派了身体好的同学在前面跑着用手信号指导行车。天色完全黑了,忽然车停下了,一打听说是老校长凌鸿勋来了,坐在轨道中间。他劝说同学们,怕同学们吃亏。学生会的同学感谢老校长的关怀,但强调了请愿的决心,把他老人家请出了轨道,又前进了。没有多久又停下了。听说前面有根钢轨拆掉了,好在交大有各种专业人才,找来备用轨又铺上了。车又缓缓向前开着,也不知夜深几点时又停下了,对面公路上有人喊说朱部长来了,他和同学们谈判来了。大家都喊这黑灯瞎火的,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没有理他,列车又前行。将近真如车站前,忽然传来消息,前面已有近百米钢轨拆掉了,已无法再开。时已近黎明,上海市调来了几十辆公共汽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并找到学生的领队人谈:当局对同学们提出的8条,已有5条答应了,余下的三条还可以再商量。学生会一看,取得了初步胜利,而且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和一些体弱的同学,整整熬了一天一夜,脸色疲惫而苍白,于是决定大家坐车回校,此时正值黑夜消失,黎明来临!

    正当1947年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燃遍大江南北时,我们唱过一首“古怪歌”其中一段是“。。。。。。半夜三更里,老虎闯进了门,我问它来做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呀!古怪多,古怪多。。。。。。”一天夜里,已熄灯就寝,我们住在南院木结构的二楼,忽然电灯全亮了,只听得喀喀喀皮鞋声乱响,我们都惊醒了,但不一会就有人敲着脸盆用喇叭喊着:“同学们!大家快到大草坪去集合,不要让特务看学生证,他们要按黑名单抓人啦!”于是我们全起来,一齐向楼下冲去,戴着墨镜的特务们一看那么多同学一齐冲向大草坪,也不敢动手阻拦。我们到了上院和中院前的大草坪,几千学生外围的手牵着手,不准任何人进去抓人,并且大声的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山那边那好地方”等当时有代表性的歌曲,围着草坪的道路上的特警除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还有起码的围着我们跑圈圈,一些特务宪警则想伺机冲进人群去抓人,外围的同学除了手挽手唱着歌外,也向那些岗哨做开了宣传工作,讲学生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是全中国人民也包括你们这些人想要的!看来他们也受了感染,并不积极去配合那些特务宪警来冲击学生。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坚持到天快亮,特务们怕暴露身份,一个个溜走了,然后是骑兵撤走了,最后岗哨也撤光了,我们那次取得了胜利,没让抓走一个同学!

    学生运动高潮时,交大学生走在前面,被誉为“民主堡垒”。记得那时,经常会被当局用铁甲车守在校门口,只准进不准出,有一次记得正排着队上街去游行,前面的队伍到了十字路口,我们还没出校门,就有军警把前面的同学打伤了,一些拿着棍棒和皮带的家伙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就打开了,有的女同学被打倒了,还用脚去踢,路边看的人都掉泪了,但是我们还是成功的进行过几次大游行。记得有次张海威还被打伤了,几个南开的同学把他送去了医院,有次因正在反对美军驻扎上海时,德士古的汽车压死了大学生,我们还去市府找吴国桢评理,土木系同班的朱书那时还理直气壮的质问过吴市长。

    名人、名家、明星

    在上海交大时,也常有头面人物来校或与人接触,这里凭不太准确的记忆谈谈几件事。一是上海也请过马寅初来校做演讲,那时正值通货膨胀,政府除了动用关金卷,又要发金元卷的时候,他老非常明确的指出,这是在经济快崩溃前想捞老百姓的金银之举,并说“同学们有金子,银元,还是放在自己的荷包里靠的住些。”说着拍拍自己的口袋,后来学生会怕他会受到迫害,要他老提前结束了演讲。还有一个名人就是吴国桢。那时是上海市长,上海是国际都市,听说上峰要他处理学生运动时,不得出人命。解放后才知道,他和周恩来也是南开先后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其实在护校运动过程中,在到市府去找他理论时,以及听说他在去同济大学劝阻学生不要游行时,被群众冲翻在地,还极力制止军警,叫着不准开枪等,还是比较好的。名歌唱家周小燕(周宝佑的姐姐)曾经到交大来演唱过,因为是有名的花腔女高音,体育馆里挤满了人,我们就只好散坐在外面草坪上听,那真是一种享受,特别是“踏雪寻梅”和“长城谣”。前一首的花腔,正如白居易形容的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使人轻松愉快,又像坐在小溪流水旁嗅到了腊梅的香气。后一首听完后,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明星呢,那时正在拍“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年离乱”。有个镜头选在了交大从恭绰馆出来向上院拐弯的墙角处,正好我们下课,看到白杨等一批演员正在拍离开上海去参加救亡工作,一些人上卡车,一些人在送他们的镜头。导演一声“Camera”,一个人就一拍两根木杆,啪的一声,上面吊个收录音的筒。演员连拍了几次才收场,以后去看那“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少人竟哭出了声。那算是看到明星了。还有一次可能是参加了山茶社的同学葛如亮看到我时,悄悄的对我说,你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纪念罗曼罗兰的聚会吧!之后我跟他去了一间教室,进去后看到窗户都用窗帘遮了,室里已聚了很多人。一会开会了,我只记得请秦怡朗诵哪里一段罗曼罗兰的著作,但知道他是个进步诗人。真是巧,1955年我们修宝成线,段部在凤州的龙口,长春制片厂来拍“马兰花开”就住在我们段上,秦怡也来了,那时周六他们都组织晚会,也邀请我们职工参加,我曾去邀请她跳舞,并说了当年曾听过她在纪念罗曼罗兰的聚会上的朗诵,她立刻就说“噢,那你是交大的,那次是我和傅雷先生一起去的。。。。。。”使我们回忆起那火热的年代!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班自己的“明星”,那就是南开44级的马骊平和张海威了,他们演话剧演的特别好,连江泽民都曾回忆说,“那时交大有个话剧演得好的女同学哪里去了?”(北京2000年聚会时听来的)。那次演出张海威还要我把我二哥的军用手枪借去了。海威为人忠厚,给他开玩笑从不生气,后来很久才知道他是张国焘的长子,通讯录列入了已故级友中,如在国内,恐怕文革中也会被株连甚至被迫害的。最近看了一篇谈张国焘的历史资料,说他晚年去了长子张海威处,后贫病交加,严寒之日,因缺少取暖之物,几乎是冻死的,看来海威似也不太富裕,令人怀念不已!

    老了喜欢回忆往事,一发不易收拾,像那年月太多的值得作为历史参考的事情都想与老同学谈谈,也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如有个浙大毕业生吊死在恭绰馆厕所里的事(那时真的是毕业就是失业)。又如我们重庆同学复员到上海后被那些重衣冠不重人的社会中的一些人欺侮,以致让他们领教了四川来的“丘九”们(过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抗战时期的同学也会与丘八们斗,所以被叫成“丘九”)有时也会来点武斗,有1945年即先回上海的三、四年级同学把个留难他们的校警班长吊打一顿,我们土木系四年级时为了朱荣名被二年级的上海小开欺侮,狠狠的揍了那家伙一顿,还有次把欺负我们四川同学的两阔少爷、小姐的汽车砸了,把那个要我们同学去给他推车,没有帮他推就打了我们同学的家伙,狠揍后,还在大礼堂开了他的大会。为免啰嗦太多,就此打住,记忆不准,请知情的同学多加指正。

    作者李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