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志愿者小组的话


    我届同学入学于 1937 年抗日战争伊始,毕业分别在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求学时大家挤在法租界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华学艺社和吕班路(现重庆南路)法国震旦大学部分教室里,外面没有上海交大校牌。狭小的校舍里,住宿条件缺乏,故大多数同学都是走读的。因此虽同窗共读,却没有集体交流的机会。毕业后又因时局原因,匆匆各奔前程,缺乏联系。全国解放后又因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国内外消息阻隔,同学间的往来很少,直到改革开放才逐渐多了起来。那时我们同学间似乎感到缺少了什么,是的,我们同学间缺少一个相互联系和对母校联系的机构。

    那时在上海的几个热心同学发起成立了“ 1941 届校友联络组”。联络组的成员没有谁来制定,也没有经过我届校友的推选就自说自话地在 1989 年成立了,所以说“联络组”是一个“志愿者小组”。

    这十六、七年来就记忆所得联络组是做了一些事情,其中主要有:

    •  摸清我届校友的情况

    联络组靠“市场传销”的方式逐步扩大联系网,并向海内外同学发出号召,得到校友们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大家写信来,寄文字来,并且“随缘乐助”地汇活动经费来,促使我们 1941 届校友的各种活动能陆续展开。

    二、编印通讯录

    1991 年为我届毕业 50 周年,联络组在 1989 年 3 月发出第 1 期《校友通讯》给已知地址的同学,尽可能地找到失散的同学,提出编印通讯录,集体照,寄生日卡,返校活动及赐寄赞助款等事项。

    通讯录由恽新民(已故)负责,以母校学生档案中毕业和肄业共 207 位为根据,联络组分系通讯搜集同学情况,汇总成银色封面第一版《 1941 届同学通讯录》,并列有曾给我们授课的恩师名单,以资怀念。各专业联络员在收到同学寄来的二寸半身照片后,由恽新民汇总交朱绍泉与承印人研究翻印编排成 128 人便于邮寄的三折集体照分发同学。

    •  组织参加毕业 50 周年活动

    1991 年 4 月 8 日 为母校第 95 个校庆日,适逢我届毕业 50 周年,除在沪同学外,国内外许多同学准时赶到,久别重逢无限欢欣。联络组特制一批绣有“交 1941 大”的便帽,供同学佩戴以资识别,同学们列队进入会场,白帽队伍非常醒目,得到师生及乐队的欢迎。回忆当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啊!会上有我届朱登皋、朱文元及杨臣勋三位同学发言,会后同学们到包兆龙图书馆门前与校领导合影留念。照片见《夕阳红》纪念册。晚间同学们聚餐于教师活动中心。

    •  出版《校友通讯》

    《校友通讯》的出版,始于 1989 年 3 月,本期为第 24 期,是本刊物的最后一期了。早期的内容多属汇报联络组工作,赞助款收支情况等。以后学长们踊跃来稿,提供思念母校、回忆工作经历、介绍先进经验及诗词、游记图片等。每期最后的财务报告由长期从事银行工作的丁湘生明列收支账目,向学长们汇报财务情况。《通讯》的内容可称图文并茂。先是每年出版两期,稿件最多时,厚达 60 多页,编排印刷工作量较大。许道经的文章内容比较复杂就采用以原稿影印的办法解决。负责电脑打印工作的多位青年人,不识繁体字,故每期常有重新誊写成“稿纸”,复印的工作量,这样可以减少三遍校对中发生的文字错误。每期印完就先送校友总会 40 份,各专业的上下几届校友也多有索阅,每期印数较健在同学数约增 50% 以确保需要。分发多为邮寄,而邮资常需相当于印刷费的三分之一,赞助款“随缘乐助”得到同学们的踊跃支持,得以办成赠献大钟及灵璧石景点,出版邮寄《通讯》,及《夕阳红》纪念册等诸多大项,志愿者以工作为乐,联络组有上百次的开会讨论工作,车资和餐费从不动用公款。

    1996 年百年校庆后,我届校友大多年届八旬,来稿日少,《通讯》减为每年出一期,内容偏重保健养生,祝愿学长们都能成“跨世纪老人”。 2001 年健在同学还有近百位,年迈而思考书写有困难,《通讯》缩编为仅几页的简讯。联络组成员自 1994 年始,恽新民、周鑑文、顾 璆 、陈介、胡仲光、陈铁云相继病故,最近于康庄也因胃癌复发与 4 月 25 日 不幸去世。目前尚有 4 位,年近九旬,大多行动不便,不出家门,故而《通讯》定出刊 24 期为止。这在母校历届校友中已属少有,可以告一段落了。相信各位老学长们能够理解的。

    •  报时大钟的建立。

    历届校友多有在母校校庆之际赠献纪念物以表饮水思源的心意。我届以什么纪念物在毕业 50 周年时献赠母校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经陈介(已故)向校方联系,校方提出包兆龙图书馆广场为教学区到生活区、学校办公楼必经的广场,缺少一只钟,并要求不鸣钟声,以免影响教学,且夜间要有照明。经了解上海能造大钟的只有上海钟厂一家,由杨臣勋和于康庄两位负责联系将这特殊钟交由该厂研究室承制。第一次该研究室总师不愿接此任务,后因前任总师是交大校友才答应承接。钟的外壳则另由上海飞机制造厂用铝合金铸造,金色烤漆壳面上筑有阳文,表明是 41 届校友所赠,很漂亮,也是通过该厂生产处李处长的关系才成功的。但二年后上院大修时钟壳无端被漆成绿色,该钟安装在上院最高层的西山墙上,为开洞搭起脚手架,学校为此还临时把教室搬迁。该钟为石英钟有子母钟校正时间,但因常有停电需经常校正时刻,时钟精度受到影响。

    到 2001 年我届毕业 60 周年时,此石英钟已太老式,故改为卫星导时,发光二极管自动照明的新钟,由上海钟厂和青岛钟厂比价,为维修方便我们仍采用上海钟厂,此事由胡仲光(已故)一手办理。

    •  灵璧石景点是为庆祝母校百年校庆敬献的新增景观。

    当年我们讨论赠送母校纪念品,校方让我们自找地方,我们选定高兆龙图书馆广场入口处的一个小花坛,正好在大钟下面,校方同意了,但如何布置心中无数,杨臣勋偶过乌鲁木齐路一家寄售店看到两块灵璧石,形状奇特、玲珑剔透,一块高 1.1 米 ,如老人头犹如慈祥师长,另一块高约 0.5 米 长约 0.8 米 ,犹如学子匍匐求教状,二者正好形成师生模样。灵璧石是我国名石,可作献给母校百年庆典的贺礼。经杨臣勋和陈介同去看货,与石主议价以约 1300 元买下。联络组人员看到的人人称赞。于康庄提名为“巍巍师门,藏龙卧虎”,八个字的隶书,则由旅加徐培栋书写,他的书法较好。百年校庆前把两块石头安放在小花坛上,四周种植花草,与大钟上下交相辉映,成为一个景点。曾听有些在校学生间约见,说在灵璧石处碰头,可见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2001 年我届毕业 60 周年前,联络组讨论重建小花坛,在两块灵璧石下造一个台基变得更美观。当时施工商出了个大错,把灵璧石的“璧”字刻成了“壁”字,石碑和碑后文字重新返工,损失当然由承包商负担了。

    2001 年由于包兆龙图书馆广场日益繁忙,车辆进出日多,花坛曾多次被撞受损,此小花坛似以取消为宜,经校方与联络组协商,最后把纪念石移到图书馆东面的花坛上成为现在的模样。“重修大钟及灵璧石花坛记”仍由于康庄撰文。碑则面向图书馆。灵璧石照片及碑文均载于“夕阳红”纪念册内。毕业 60 周年时返校同学仅 16 位,北京的顾家骥以 85 岁高寿特坐轮椅搭飞机来沪参加庆典,殊为感人。

    由于多数同学未能返校参加盛会,特择部分照片编成影集一册将当日挂灯结彩美景,寄发全体同学留念。

    七、《夕阳红》的编印更增进了同窗友谊。

    我届同学均系军阀混战时“生”,日寇入侵时“长”,离校一别,有些同学便从未再见面。待得改革开放年头,已过半世人生; 209 位同学却走了三分之一。十多年来,除出版《通讯》和寄生日卡,藉以互通音信,重温旧情外,再聚一堂已不可能,几度校庆返校,也只是少数同学相聚。因此值得编印一本纪念册,上有近照及简历,供同学怀旧时随手重温。

    编印纪念册,需各专业联络员与每位同学联系,索取两寸近照,提供百字简历;工作始于 2000 年初,必须在 2001 年校庆日前,即我届毕业 60 周年纪念活动前,寄发给各地和国外同学。早逝的同学,请家族或知情亲友帮助,如恽新民的照片是取自过去与人合影,简历由三位在京沪的黔桂铁路老同事(有 1942 届校友)提供情况;有些早年病故的同学无资料,只能列入名册而已。纪念册还附有全体同学、灵璧石、大钟、同学活动情况等照片。《夕阳红》共列入 208 位同学。

    纪念册取名《夕阳红》,寓意“夕阳无限好,为霞尚满天”,并由于康庄撰著“前言”。 2001 年初杨臣勋找到美术印刷厂承印,并由杨臣勋延聘一位陆姓女同志协助编印事宜,非常得力。封面选用夕阳西下,晚霞布满江面景色,烫金面。经几度研究排版及校核,准时交卷,各地及国外同学可在校庆日前收到,返沪参加毕业 60 周年活动的同学,人手一册,并给“ 1941-2001 ”绣字便帽一顶作为纪念,由胡仲光和丁湘生向商店定制。这次返校聚会同学仅三、四十位;这是志愿者(当时有七人)工作历时一年的成果。

    我们的刊物出版至今为第 24 期但离第 23 期的出版已经有 18 个月,我们大多年龄已在 90 开外,耄耋之年记忆衰退,老眼昏花,级友们的来稿已趋于零。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故而想趁目前尚有稍许精力之机,结束联络组的出版活动,本期将成为最后一期,经济上的结余款项将全部捐给母校校友会的奖学金,具体数字目前尚难计算,特此附告。

    联络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