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交大之一--天涯何处无芳草--(45届电机工程系)方熊


    作者(45届电机工程系)方熊

    原先,甚以社会上盛传的青年学子们娇奢之风为忧。更有甚者,九十年代初,在业务上我还曾幸遇一位母校自动化系的教授。先生左挂“大哥大”、右挟 BB 机,带着十位研究生打工,承包低水平的项目。这时,恩师张钟俊已故,后继无人,我深为母校忧。

    今年五月,承陈敏逊老学长介绍,我儿子到母校自动化系陈 卫东副 教授处向同学们介绍适用于机器人的一种新芯片。在 MIT 就读的孙女,因为祖父母和妈妈都是交大人,心仪交大,想参观交大的自动化系,也就和我们同去了。

    参观后,发现老交大的校风在这里有着新一代的发扬。我欣喜之极,在同窗间遍为传告。这一群年青人普遍衣着朴素,有些女同学的衣着甚至有点“土”。谈吐、举止俱不张扬,但问及课题却人人底气十足。论课题水平,或相当于或超过 MIT 本科课程中的机器人设计实验。在实验制品中,还表现出突出的动手能力,例如有人能用手工焊接原该采用“表面安装”〔 surface mounting 〕技术焊接的多脚芯片。从制造工艺上讲,这种手工焊固然不是方向,但在这里却表现出他们那种在实验工作中克服困难的艰苦精神和动手能力。他们的导师年青有为,对国际上的技术动向和专家学者的情况都很熟悉。我感谢这样的导师;当然也感谢校领导调整得有力,短短十年左右就使这个系彻底变了样。

    在我看来他们确是一丛芳草,但我的观察毕竟太短,结论还是应该由校方认定。希望思政工作者能及时发现芳草,因为榜样的力量经常是很大的。

    我常在思索,老交大的学风怎么又会出现在这群可爱的青年之中。 陈卫东 先生说过,他这里的门槛是很高的,这应该是理由之一。

    我忆及 1946 年的交大,当时多数同学还沉缅于读书,进步同学的力量尚未占优势。因而,那年的暑假中,我们还在策划开学后在学生自治会的改选中,如何击败右翼的反动势力。然而经过当年年底“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后,全校同学绝大多数都骤然投入了进步队伍,形成了燎原之势。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变化得这么快?当时校内固然有些进步的宣传鼓动的力量,但并不很强。这只能说交大学生有那种正义的内因,才可能由星星之火烧成一片。为什么这种突变现象出现在交大?不少校友认为,这可能和交大门槛高有关。绝对多数学生“古文”底子好。古文所载的道深入人心。面对卖国的、腐败的政权,儒家传统的荣辱观使人们在道义上早就同情革命。“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只是由义愤驱动了难跨的第一步而已。如果青年连古汉文都读不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既未接受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又处于外来“庸俗文化”之包围,他又怎么能传承中华美德呢?

    又回想到一段故事,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交大的一种传统。交大和某教会大学每年要赛一场足球, 1947 春也不例外。该大学的一位阔小姐开了一辆 station-wagon 〔相当于今日多排座的“面包车”〕带了一车追随她的同学也来观赛。散场后,她的车开不动了,看见后面走来一位穿黑布棉袄、裤〔这是当年对穷人,包括学生的救济衣物〕的青年,他们就叫他帮忙推一把。但一个人推,未能推动,车里的少爷就口出粗言。交大人那里肯受辱,一阵争吵引来同学们义愤围观。结果,少爷、小姐们自然落荒而逃,那辆车也被拆散了。这场闹剧的深一层,就反映出交大人,上至校长、教授,下至学生和工友,素不以穿衣、财富取人,唯德、唯才是尊。校长吴保丰虽然反对学生运动,但他始终尊重学运中德才兼备的干将们。他曾公开感叹过,“为什么现在好学生都向北走呢!”。在交大,穷学生不仅不受到校中上、下的歧视,而且自己也不感到自卑。“帮你推车,是助人的义务”,但决不容污辱。这种颜回式的自得其乐,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贵族学校的子弟们很难理解的。

    再深一层观察,好校风是靠全校上下共同营造其生存环境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位或几位老师是他心中的偶像。所以师德的影响最大。对于一般职工以至保安,主要应由学生们以平等待人,主动关怀去打基础,这是我们这一辈的有益经验。在 1947 年,执信西斋的一位老校工在和我闲聊中,还曾热情地向我回忆陆定一学长当年平等待人、真诚关心人的往事。

    孟母三迁,实质上讲的就是环境对一个青年的价值观影响是很大的。有位小青年,在“插队落户”时,每次回到市里就怕别人瞧不起。他曾央求他妹妹将他的裤腿也改成当年流行的喇叭口。 1977 年他考上大学后,学习成绩很好,再也不理会那些市俗的“流行”了,一套工装穿了四年,毫无怨言。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凡事少责怪青年,首先要问问社会给没有给他以正确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或社会对他的行为是否给予了正确的评价。总之,大环境的营造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母校那个远离市区的大校园,对于营造一个纯洁的校园环境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