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张钟俊院士

2016-06-24

1966 62011 班 张文渊

2015 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我的爸爸张钟俊院士诞辰100 周年暨逝世20 周年。4

11 日正值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庆祝119 周年校庆,在闵行校区举行了纪念活动。是日天气晴朗,扫去了一周的阴霾和雨水,太阳露出了笑脸。小弟夫妇和我一家包括女儿全家,和学校领导、同事、学生一起,共庆爸爸100 周年的生日。上午向您的雕像献花时,我突然抬头,仿佛见到了爸爸您,您在天上对我们大家微笑,好似您没有走,只是去远方出差了。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您。

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我的爸爸张钟俊和解放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满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险,有强烈的忧患意识。1934 7 月,19 岁的他以优异成绩从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工系攻读研究生课程,1937 12 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MIT 科学博士学位,并作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个博士后副研究员留校工作。但在1938 年夏,当爸爸从祖父家信中得知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23 岁的他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提前回国为抗战出力。同年10 月,他经中国香港回到上海,婉拒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高薪聘请,在11 月离沪经广州转道进川,开始了执教生涯。张煦伯伯曾说:“钟俊是34 年交大毕业同级同学中第一个从国外回国的。”

1948 年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曾亲笔来信,邀请爸爸担任该校电工系教授,爸爸心想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选择了留在母校交大,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建立。

1978 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春天真的到来了。此时,爸爸已两鬓挂霜,却浑身充满春天的活力。为了夺回失去的时光,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他热爱的教育及科研上。他每天清晨5 点就起床,开始准备一天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爸爸经常出差,以至妈妈为此多次和他斗嘴。当家人和学生心态他的身体劝他少操心、多休息时,他总是动情地说:“与其享清福,为还不如累死在岗位上。”终其一生,爸爸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即使到了晚年,他还经常去图书馆、新华书店寻觅了解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时刻把握学科的发展态势。爸爸虽然偏重科学理论研究,但是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曾与校友钱学森一起积极推动自动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

1989 年后,在海外的弟弟妹妹考虑到爸爸年事已高,可以休息休息,享受天伦之乐,在中国、美国两边住住走走,几次写信想替父亲母亲办绿卡,但爸爸回绝了,说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根也在中国。

1995 年,爸爸已80 岁高龄,他仍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舞台上。他要抢时间,在有生之年为中国的自动化和系统工程发展、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能与国际接轨跨入世界一流行列做出自己的贡献。只要不倒下,千方百计开拓合作,扩大学术交流,他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就在去世的1995 年最后半年的岁月中,他是在“奔跑”中度过的。6 月初,在杭州浙江大学交流;6 月底,在三峡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控制与测量学术会议;8 月中在沈阳作为会议中方主席参加中韩双边学术交流会;8 月底,在天津参加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颁奖;9 月,在杭州参加浙江大学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验收及攻关项目鉴定;10 月初,在北京参加科学院院士增补大会;10 月末,在长沙参加中国智能机器人研讨会;11 月中,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登上教二楼4 楼,为自动化系全体研究生作长达3 小时的报告——“如何培养自己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高级技术人才”;11 月末,在南京东南大学和航空航天大学接受聘书和交流。

然而,就在南京受寒感冒回沪后,他病倒了,12 4 日住进华东医院后,他还不忘记工作,不忘知道学生论文,不忘学校的“211”工程。他坚信19964 8 日,他能和全校师生共庆母校百岁生日,将完成的两本中英文论文集向校庆献礼,他有信心做跨世纪的人。但是,在1995 12 29 日晚间,因肺炎加剧,气管堵塞,他满是遗憾,不甘心地离开了。至今我和我的女儿仍记得,离去的那刹那,他眼眶中滑落出那珍珠般大的泪滴……就在那前一刻,爸爸还充满希望地对我和我的女儿说:“会好起来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去做。”在生命的终点,他心中念念不忘的除了自己的家人,还有他的学生、事业和国家的美好未来。

对家人勇于担当

我的爸爸张钟俊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浙江水乡——嘉善魏塘镇。祖传书香门第,张宅门头的正中间刻着张家的家训“谦尊而光”4 个大字,意在:尊者谦和而彰显光明美德,即待人要谦和,与人为善。爸爸从小天资聪颖,因思维敏捷又好学强记,在学校学习屡次跳级,被周围亲朋好友喻为“神童”。家中共四兄妹(钟俊、钟、钟娴、景侠),爸爸是家中的老大。

1938 年夏,日军占领了杭州,全家逃难到了江西。爸爸接到祖父来信后,于暑假中依然回国,先到中国香港和祖父母见面,拿出了全部在美国的积蓄用于安顿祖父母几年的生活,而爸爸同时担起兄长的责任,携我的叔叔钟、姑妈钟娴进川继续求学。不久,祖父肺病在家乡去世,从此,爸爸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爸爸最初担任武汉大学(当时已迁至乐山)电机系教授。不久,校舍遭日机轰炸,遂去重庆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1939 年底,爸爸与交通大学校友一起筹建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在重庆期间,爸爸结识了当时正内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我姑妈的同学杨姝,最后成了他的另一半。爸爸和妈妈结婚后,我于1943 年在重庆出生,为了纪念在重庆小龙坎九龙坡交通大学生下的我,取小名叫“珑珑”。

爸爸是个好丈夫,非常疼爱妈妈。1952 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妈妈从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离开,去财经大学执教。妈妈每天要花4 小时用于上下班,同时还兼任在夜校部上课。于是,爸爸包揽了家里大多数的家务,晚上等妈妈回家才睡觉。有时在家,爸爸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坐着小凳听妈妈在家备好课试讲,爸爸经常帮助妈妈相互讨论,提高教学水平。晚年了,爸爸出差外出,总想让妈妈一起去,让她散心高兴。他们之间感情甚深,爸爸走后,妈妈一直郁郁寡欢,不到4 年,妈妈也离开了,一定是去找爸爸了。

爸爸的性格单纯朴实,乐观开朗,宽以待人,有错就改,生活简朴,知足常乐,无形中也培养了我们良好的心理素质。爸爸为人低调,从来不向我们炫耀自己所获得的科学成就及经历,我们一直以为爸爸、妈妈都只是平凡的教书匠,直到后来,我才略知爸爸曾经骄人的一二。他潜移默化地教导着我们做人要不求虚荣,清白做人,吃苦耐劳,踏实做事,不断学习。

爸爸关心我和弟妹们的学习,但从不要求我们拼命读书,更反对我们死读书。他认为小孩应该顺其自然发展,而不该过早地被某个专业框死,他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所以对我们一直只采取启发式教育。在上小学时,当我们遇到数学难题解不开去请教他时,他从来不会直接说出答题的步骤和答案,而是会帮我们把题目分析一下,给出若干启示,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悟出解题的方法。因为爸爸的教育方法,我们子女学习从不依靠父母,也不靠死记硬背。每次升学考试,我们都能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不用爸妈操心。

爸爸在生活上对我们的爱,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是不遗余力的。1945 年抗战胜利,我们一家三口乘船从重庆到南京,当时爸爸抱着不满两岁的我,下船时被绊倒了,他的手掌撑在乱石上鲜血直流,但爸爸还是忍痛紧紧地抱着我,保护我上岸。爸爸也因此在他的手掌小鱼际处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回到上海,爸妈都在交通大学执教,当时我们家先住在校外宿舍( 现博学楼处),后搬入校内东六宿舍一楼( 现钱学森图书馆附近)。我小时候很顽皮,和一批交大子弟放学后就集队在校园里奔跑、踢足球、捣乱……小学三年级一次玩疯了,晚上回家忘了带书包,第二天清晨才想起,被爸爸发现我丢了书包不肯上学后,他硬是逼着我陪我上学校。教科书丢了再也买不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爸爸和妈妈默默地为我抄写课本。虽然那天爸爸严厉地教训了我,但也教导我懂得了从小一定要学知识,有了知识才会有本领。书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一辈子都学不完的。我小学一年级时,染上了伤寒和肺门结核,生命岌岌可危。当时需要买非常昂贵的盘尼西林才有希望治好我的病,爸爸在日常工作之余、全部精力用于翻译苏联关于电力系统的教材和书籍,最终用8 本书的稿费为我购买了药品,治好了我的病。小学四年级时,我在交大大草地和男孩踢足球,不慎将膝盖髌骨损伤,半月瓣撕裂,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走路,是爸爸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半年后才慢慢康复,回校上课。

爸爸总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弟弟妹妹们同样享受到爸爸给予的温暖。弟弟从小哮喘,爸爸经常带他治疗。1977 年恢复高考时,他虽考分极高,却按规定没有资格进重点高校,未能实现进上海交通大学求学的夙愿。但爸爸的榜样给了我们力量,使我们在困难中都挺了过来。改革开放后,1979 年,弟弟文澜自费去美国就读休斯顿大学电机系;1980 年,大妹妹文汇直接进入休斯顿大学就读计算机硕士,她是该校第一个大陆自费研究生,通过不断的学习努力,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小妹妹文淑在1980 年也赴美就读休斯顿大学计算机系。他们都边打工边学习,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并在美国就业,文澜成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文汇任大学教授,并曾担任计算机系系主任;文淑成为数据处理工程师。

为了让我们子女安心学习和工作,爸爸主动为我们分担照顾下一代的责任。1977 年,我生完女儿,考虑到我和丈夫都在北京工作,又经常出差搞课题,照顾女儿有困难,就把女儿留在了上海,由爸爸、妈妈照顾。女儿自小就在外公外婆身边,由外公外婆抚养长大成人。大妹妹1980 年夏赴美留学,3 岁的儿子也一直由爸爸、妈妈一起照顾,直到外孙小学四年级时,大妹妹研究生毕业在美工作,生活稳定后,才赴美回到母亲身边读书生活。

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祖母、外婆、爸爸、妈妈、我们4 个孩子和爸爸的小弟弟——景侠叔叔。在20 世纪50 年代末,虽然爸爸工资比较高,每月可以领到300 多元,但家中的开支都由他负担,爸爸从来不追求高消费,生活上崇尚简单和健康,自己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但每月也尽量保证带上全家去淮海路的小西餐馆“改善伙食”一次,制造和感受些小情趣和小浪漫,感觉我们全家生活得很和谐,处处充满了欢乐和笑声。

爸爸很重视为人师表,对穿着要求得体大方,但新衣服并不多,对衣服的质量和数量是要求少而精。当他离开后、我为他挑选告别仪式服装时,发现正装竟然屈指可数,而且大多半旧。最终,我为他选择了一套曾在周总理、邓小平接见时穿过的正装,这是他最喜欢的,也是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穿的套装,让这套服装一直陪伴他吧。